【北京seo网】舆情中心

编者按：上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，各类网络谣言层出不穷，混淆大众视听，干扰疫情防控大局。法治网舆情中心选取有代表性的82例高热涉疫网络谣言作为例证，从事件类型、传播渠道、传播类型、辟谣主体四方面对谣言特征进行分析，解析涉疫谣言传播特征，提出治理建议，以期为有关部门提升工作效果提供参考借鉴。

一、上海涉疫网络谣言基本特征

1. 谣言类型多样 危害类谣言占比最高

图1：谣言事件类型 （单位：%）

根据网络谣言涉及内容及影响的不同，上海涉疫谣言主要分为疫情的危害、管控、现状、物资管理以及传播五种类型。其中，危害类谣言比重最高，达到26.8%，主要指疫情本身或者防疫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如“静安区58岁独居男子饿死家中”“梅陇七村孕妇早产求助未果致死”“虹口区卫健委干部钱文雄及其妻子自尽”等谣言。管控类谣言占比23.2%，主要涉及防疫及管控相关措施，如“上海马上封城7天”“武警将接管上海社区”等谣言，对公众日常生活和出行造成影响，关注度较高。位居第三位的是现状类谣言，多与确诊人数有关，如“黄浦一养老院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”“杨浦区幼小初学生检测出确诊病例”等，多指向人员密集区域或流动性大的行业，制造出疫情形势严峻的假象。物资管理类谣言涉及抗疫物资接收、发放、登记等管理工作，如“原浦东新区北蔡镇领导倒卖保供物资”“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给市政协家属院发放进口物资”等，呈现出故意挑起地域冲突、干群冲突的迹象。传播类谣言占比14.6%，主要涉及编造故意传播病毒、物传人等情节，如“有‘卧底’在楼宇里‘播毒’”谣言。

2. 杜撰捏造类谣最多 张冠李戴类谣言真假难辨

图2：谣言编造手法 （单位：条）

在谣言编造手法上，超五成谣言系“杜撰捏造”，如“老人在家中饿死”“居委倒卖捐赠物资”等耸人听闻的谣言多为无中生有，目的是收割流量或吸引关注。“张冠李戴”类造谣手法在视频类谣言中较为普遍，即造谣者将过去或他地发生的事情掐头去尾，通过视频拼接、字幕加工等方式改头换面后，制造事件发生在上海的假象，如网传视频“‘大白’封闭外滩广场”系拼凑自3月初“深圳福田区防疫工作人员齐喊口号出发”的视频画面。近两成谣言是“以讹传讹”式谣言，即在传播过程中“添油加醋”制造轰动效应，如“浦东新区唐镇有超市老板确诊”一事从“唐镇27日超市抢货，老板确诊但检测报告滞后”到“超市老板确诊还营业，传播给了360多个人”，不同版本一再变化，导致确诊病例遭人恶意揣测“传毒”而被网暴。“核酸检测采样时用的棉签有毒”等貌似善意提醒，实则为虚假信息，增加了谣言的迷惑性。部分提醒类谣言还呈现“反复出现反复辟谣”特征，如“半夜中心市区要高空作业消毒”这一说法在全国多地均引起传播。

3. 社交平台成为涉疫谣言“培养皿”

图3：谣言来源渠道 （单位：%）

从来源来看，约八成谣言来源于微信平台，主要通过聊天群、朋友圈、公众号、视频号等方式扩散，其中聊天群和朋友圈为传播主阵地。这是因为，“强关系”社交圈具有私密性、封闭性、集聚性等特质，熟人关系链传播的私密性，使得信息生产、转发的过程难以被追踪，同时谣言可信度和转发量却大大增加，进而实现跨群、跨平台传播。如“青浦一‘大白’被推下29楼身亡”“有人因接触叮咚买菜的商品感染新冠”等谣言均冒用“亲戚”“朋友”“同事”等“亲密关系”身份，并附视频和图片为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谣言在跨圈群传播中演化为不同的版本，增加谣言烈度，如与“我妹妹的朋友因女儿生病而自杀”的造谣对话记录被添加一段视频后，成为新的谣言“小孩高烧不退，医院未及时救治致人死亡，seo优化技术，母亲自杀”。此外，快手、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为网络谣言新的“策源地”，短视频拥有的在场感和真实性增加了谣言的说服力，常常误导公众信以为真。

4. 政府部门、辟谣平台是主要辟谣主体

图4：辟谣主体 （单位：%）